或者干脆被讥为"屠龙之术"――看上去固然精妙，但由于世间本没有龙，因而纯然一无是处。

其所以如此，就在于通过秋审大典，渲染重视民命、公平用法、敦礼远祸，所谓明刑所以弼教，关系甚大。上述对律文的统一解释称为律疏。

因此，考察中国古代的司法文明，要与法制文明、政治文明、法文化等联系在一起，综合分析其内在的一致性与相互的关联性，从而揭示中国古代司法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这个刑法基本原则，经过汉儒对刑德关系的论证，最终将明德慎罚发展为德主刑辅，一直延续到清朝。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封建时代断罪引律令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罪刑法定主义，在原则规定上具有一致性，只是中国早于西方1400余年，这雄辩地说明了中国古代司法文明的早熟。雍正帝还颁布上谕，死刑决前实行三复奏，但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九月十五日，上谕废止秋审死刑案三复奏，他特别加以说明：各省秋审亦皆三复奏，自为慎重民命，即古三刺三宥遗制，谓临刑之际，必致详审不可稍有忽略耳，非必以‘三为节也。

虽然唐律中明载：事有事宜，故人主权断，但是制敕量条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13]这对于人主权断的无限适用，未尝不是一种限制。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载有许多执法原情的案例，如胡石壁在判决中提到揆之法意，揆之人情。[57]历史和事实确实如此，且不说自发演进，只需权力一时无暇顾及，那些领域就能得到长足发展，所谓休养生息之类乃出于历代当权者的循环政治考量则当别论，问题在于它想让你存在就存在不让存在随时就可以灭掉你。

[59] 所谓出重拳、下猛药、用重典、零容忍、铁腕反腐，一时成了国内媒体出现频率最多的热词，中共高层领导更是一个比一个口气坚定，确实大有一番壮士断腕的雄心，向权贵利益集团宣战的决心不仅溢于言表而且付诸行动。[54] 此可参阅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23] 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9页。梁氏当年与其说是遭遇到了时代性中国问题，不如说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本性有着极大的弹性和制约力，直至当下的民族主义者也罢所谓新左派也好，国家主义建构或者中国宏大叙事仍然是主旋律，何况姓社姓资的没唱完的老调子不时地还要故意挑起争端以刺激人们早已麻木而敏感的神经。

如果政协委员真的是像样的成功人士，就应该形成真正像样的元老院功能，影响总书记政治决策，进而影响人大立法，从而对以国务院为龙头的行政系统实施法律监督。[55] 姚中秋：《现代中国立国进程三波论》，见《中国的变革之道-导论》，第39-40页。

[77] 参见吴稼祥：《公天下》余论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从历史脉络看，古罗马与现代英国和美国，各有各的历史进程，而在理论逻辑上却是在不断发展着的。而不是也不应该是，我们一边大量地引进西方的无数法条，同时也意识到那些隐藏在法条主义或者法学现代化范式后面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也即正当性赋予问题），一边又不去或至少没能进一步追究我们自身的法律理想图景，究竟是以何种知识所具有的那种赋予它所解释、认识和描述的对象以某种正当性力量的？尽管必须即刻承认，以邓正来为代表的前一个阶段的思想任务艰巨而重大，但必须明确的是，当下我们这个阶段的思想任务究竟又为何。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

也便是在此大前提下，天道绝对的理论预设跟高全喜的深入研究尤其是西方的理性自然法，有着内在的亲近或关联，这就是人类在不同发展的进程中常常会遭遇到共同问题而采取相近似的思考和应对办法。至于民主法治国，在中国还会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这里无意重复哈贝马斯繁复的商谈理论，但其一个重要建议却值得重视：把法律当作是交往权力借以转化为行政权力的媒介。天道作为最高原则，德为道之所分施，现代条件下最根本的旨归则在于确立元法律原则，以保障万物由其本性之各自之自由自主发展。[104] 许章润：《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本论题力求与中国当下的纲领性目标同步，尽管这个纲领性目标的实施任重道远甚至可能多有反复，尤其是行政部门长期以来长驱直入并彻底侵吞了公众的生活世界，其巨无霸的阴影几乎弥漫到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即便经济领域的发展当下改革要求它们能够自行约束而不是自行扩张，也是件无比困难的事情——而这，又恰恰是中国法哲学重构的极为艰巨和繁复的时代性使命。严峻的是，天道绝对所对应的混合政体如果确立不起来，以技进道的宪政技艺并涉及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根本就无从转型。

若论共和的真义或者所谓历史含义，在中国确实是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一起生长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种种宪法的基本权利段落地理解为对同一个权利体系的依赖于情境的解读。

需要指出的是，权力监督在中国传统几千年中无论朝野可谓费尽心思，儒家们尤其艰苦卓绝却收效甚微，面对这个亘古常新直接威胁生活世界的基本问题，在新的历史情势下重新整合不管出自哪种主义的对权力监督的理论资源，比如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乃至宪政主义的深入研究显然就是非常必要的。基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背景，姚中秋对国民经济的理解更进一层。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追究传统的理性究竟又是怎样形成的，就像许多学者不满韦伯的文明研究[13]而提出不同的理性以及多元现代性的主张，必须对这种不同的理性进行研究一样。[84] 参见邓正来：《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过程》《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等，见邓正来著《规则·秩序·无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36] 可参阅庞朴：《一分为三：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方法》，见庞朴著《中国文化十一讲》，中华书局2008年版。姚中秋则根据晚清、抗战和共产党确立政权而称立国三波论——如所周知，由于内忧外患的百年历史，立国三波波澜迭起，一波三折。

然而，必须追问的是：我们自身的传统经验中对现代究竟有没有、若有又有多少正面建构作用呢？传统当然很重要，但恐怕并非仅仅是恢复端午节、中秋节假期之类就成了传统资源的建构作用，而是传统各种资源的发掘是否有助益于现代社会的发生，一如休谟之观察自然法和自然德性如何有助于政治社会的发育，这种传统才是有助益于建构的。所不同者，恰是商议性政治建制化的严重滞后，尤其是政协和人大的改革。

就像黑格尔的抽象法的元法律原则一样，天道绝对也必须落实到现实社会的展开之中。换言之，那些所谓‘正当的社会秩序或结构，其本身实际上并不具有比其他社会秩序或结构更正当的品格，而是透过权力和经济力量的运作，更是通过我们知识的不断诠释而获致这种正当性的。

而新中国前三十年中著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注重生产关系的改造理论胜出并付诸大面积的政治经济实践，尤其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空前主观能动性，更是理性的滥用之典型表现。也便是在此意义上，《决定六十条》具有中国改革的里程碑意义，特别是今次政治人物比学界人物后发先至，不仅有效继承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精神而且有所超越，其所拨之乱所反之正以及中国法治国理想等更是全面的诉求，尽管在现代主权问题上仍然显得有点模糊。

[25] 关于此，可参阅高全喜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研究著作：《论相互承认的法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5] 坦率地说，没有国家的理性建构，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独立发展，即便是理性自然法的建构其实也无从着落——换句话说，理性自然法的知识正当性便是建立在全新的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具体形成过程之中的。高全喜称中华民国为第一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第二共和国，眼下需要努力并为之建构的则被称为第三共和国。当国家或祖国形成一种共同存在的时候，当人类主观的意志服从法律的时候，——‘自由和‘必然间的矛盾便消失了。

知识创新还不仅仅包括企业家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思想界、学术界、知识界的创新，从而有效地促使中国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不要说一切方面就是局限于政治方面，一如许多学者引用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的著名说法，如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受自由、无高尚之目的等那样，或者政治角逐真的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属猫属狗均无妨，不要说相互依赖，即便统治与被统治也趋于麻木（即便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小区单元住在对门老死不相往来也是常态，在这样的人性条件下呼唤政治成熟，实在无异于缘木求鱼）——而这，也即后来的新民说（梁启超等）、国民性问题（鲁迅等）等言说和批判的共同精神源头。

但是，一个王朝成百年积累起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各种新的经济因素是和无组织力量一起增长的。比如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先生就曾沉重而尖锐指出：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有鉴于传统整体秩序早已崩解，现代整体秩序的型构却远未完成，《决定六十条》之所以重要，就是为整体秩序型构奠定了重要基础。[103]所谓齐物平等的哲学原则，便是要建立在现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就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是建立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之上一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激活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并转向中国当代哲学思想的创造。

既然，现代中国的主权事实在主席或总书记，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唯一的渠道即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表达公共意见，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老路与歪路，尤其不能是安排所谓各个行业的成功人士当花瓶。必须承认的是，《决定六十条》确实蕴藏着中国制度变革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此知识背景与教育背景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情形，当下中国是难以形成真正的学习型社会形成有效健康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以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尤其是彻底应对合法化危机的。哪怕当下将《决定六十条》当作按图索骥的蓝本或者路线图之类，并称其过于哲学化云云，道理相同。

天下概念试图恢复以礼乐实践沟通天人关系的方式，而这一方式正是礼乐实践向王权过渡的过程中逐渐丧失的……君王作为天的代表的角色必须以践履礼乐、服从民意为前提，因为礼乐和民意即天命、天意的人间显示。所谓治道合一，即指制度、秩序和关系都能体现道德含义（天意）的社会。

而对士君子立场与气节的过分强调，其实也有潜在危险：不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就是士风激荡终致暴力镇压的例子，从东汉党锢之祸到八九政治风波不绝如缕，尽管士人们取得的学术成就似乎可歌可泣。利用、厚生是人民生活的幸福，而讲幸福不能离开德，不能一往是功利主义、唯物主义。

同时黑氏意志哲学中的意识辩证法和概念辩证法本身也未免繁琐，但作为一种思想语法仍然在黑氏体系中具有有效性。换句话说，天道绝对的元法律原则的确立，所贯穿的本来就是齐物平等的哲学原则和哲学精神，所谓混合政体就是以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幸福为旨归。